今年春天，中国书店在琉璃厂搞了个“春季书刊资料书市”，抛出了一些破旧书籍和杂志。受好奇心的驱动，于烂纸堆中我捡得了十多册《人间世》；因为我知道林语堂先生65年前创办的这份小品文半月刊一直不被好评不招待见，即使近些年对林先生的评价大有改变，但对《人间世》仍然不甚了了。
真应了“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”的老话，打开《人间世》正好是第九期。只见素白的首页上赫然刊印着李大钊夫妇的墓碣拓本，而整个扉页上是位一袭白袍的老先生，满幅的微黄白纸仅只一头鸟发一双黑鞋，黑白惨淡力透着肃然静穆，仿佛从世事沧桑中走来一位历史老人——他正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著名的学者刘半农先生。
原来《人间世》1934年4月5日创刊，出到第九期正值刘半农先生7月14日刚刚病逝，于是与第十期一起几乎成了纪念刘半农先生的专辑。刘半农先生与李大钊本是挚友，又是林语堂的至交，更是《人间世》的主力。一年前刘半农为李大钊先生撰写的墓志铭，此时刊载出来竟成为留给人世的最好遗墨……
李大钊于1927年牺牲在北洋军阀的绞刑架下，可怜他的灵枢竟然在宣武门外妙光阁停放了六年，家属无力安葬。到1933年4月中共地下党、李先生生前友好和北京大学的师生发起为他公葬，刘半农就是发起倡议者之一。在党的安排下李大钊灵枢终于安葬在西山万安公墓，出殡时，党组织曾经送过一块刻有镰刀斧头和碑文的石碑，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下不可能公开地把它矗立在公墓中。
这时刘半农受同仁也是受中共党组织的委托，毅然提笔为好友重新撰写了碑文：“君温良长厚，处己以约，接物以诚，为学不疲，诲人不倦，是以从从游日众，名满城中。会张作霖自称大元帅于北京，政出武夫，儒冠可溺，遂逮君及同游六十余众，而令何丰林按其狱，君与路友于、张伯华、邓文辉等二十人罹于难。风凄雨横，摧此英贤，呜呼伤哉！”
虽然刘半农并不真正了解李大钊的政治信仰，但是作为一个正直的进步学者，他也用文字表现了对于共产主义者李大钊的无比同情和敬仰，表达了对于北洋军阀残暴罪行的愤慨和抗议。显然这样的碑文在当时也有“赤化宣传”、“同情共匪”之嫌，也不可能公开用上。最后只好由刘半农题写了上述的仅仅镌刻着李大钊姓名、生卒年月和子女署名的墓碑，竖立在墓前；党组织送的碑则作为墓志铭埋在墓中。
刘半农辞世后李大钊几年，这时在公开刊物上登载纪念李大钊的墓碣，既是对于刘先生的纪念，也是对于李先生的追念，这样做显然要冒一定的风险，《人间世》没有一定的勇气也是不敢做的。
《人间世》只出了42期，到1935年12月就因无法维持而停刊。在中国新文学史上，本不给它有稍突出的位置，但却又每每稍稍地提及；那是因为它的创办人是大名鼎鼎的林语堂，是他在《论语》后的失败之作；而所谓的《论语》派是受左翼作家的批评和指责的。虽然半个多世纪过去，世事变迁却常不能盖棺论定。如今相看《人间世》，难借一双慧眼识得其中奥妙，却看到一段《人间世》与刘半农及李大钊情谊，不禁让人唏嘘……
（北京黄寺大街24号院17号楼 何民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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